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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偶遇一位真正的男神
2016-09-09  来源:  作者:聂昱冰  文学作品

黎庶昌,贵州遵义人,生于1837年,和同时代的很多生长自书香门第的男人一样,读过书;做过官;谏言过国家大事;资助过很多年轻学子;也曾修书立传;精工散文,以文名传世;娶了三房妻妾。这一切看起来都是一个晚清时代普通官员的标准生平。

可他的人生又比别人精彩了许多许多。他的夫人官封一品诰命,妾室以公使夫人的身份陪他出使日本,被天皇夫妇接见。26岁时舍出身家性命应诏向朝廷上万言书论评时事,从此走上仕途;入曾国藩幕下,被称为曾门四弟子之首;四十岁历任驻英吉利、德意志、法兰西、西班牙使馆参赞。两次出使日本共六年,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化、文学内蕴,开展文化外交。

在外交事物上,坚决维护国家尊严,保护华侨正当权益;在民间,广交朋友,和很多日本的汉学家成了莫逆之交,甚至把日本好友的遗孤收做养女抚养,一时传为佳话。离任时,日本送行的人塞巷盈途,饯行至数百里外。西方各国使臣啧啧称赞,说这是使臣返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他的“文化外交”方式,至今还在被日本人所研究。

甲午海战,已经返回中国的黎庶昌,凭着自己对日本的深入了解,预感中国必败,忧心如焚,病情加重,上书朝廷谏言谏策,却被放置不理。最终在甲午战败两年后,郁郁而终。

所以,他终究还是一个生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连最后死亡的方式,都带着如此鲜明的时代特色。

就像悬挂在遵义他旧居中的那些画像,一个略显清瘦的男人,眉宇间弥漫着浓浓的忧思,微微下沉的双肩,仿佛已经不堪重负——晚清时期,稍有理想和家国情怀的男人,可能都是这般样貌。

黎庶昌这一生做了很多事,他周游欧洲列国,把他们的风物人情写成文章传回中国,同时也开拓了视野和思想,上疏的奏折内容在今天看来仍有实用性;他出使日本,用自己的俸金收集流落到海外的珍贵文物和古籍,把古籍重新编印成册;他主政地方时,修筹川东洋务学堂,是西南地区第一所新式学校,选送优秀者到英法留学,成为清末西南首批留学生,学堂费用由他薪俸支付,所以当他离开了,学堂也就关了。——一个典型的有所抱负的中国文人。

而在黎庶昌背后支撑着他的,是遵义的沙滩文化源流。

沙滩是一个地名,偏居于遵义一隅,山青水柔,物产丰饶,黎、郑、莫三个家族聚集在这里,从明末到清末,文化沿袭三百余年,涌现出百余位名士、名流。所涉猎范围涵盖了书画、诗文、文学、金石、经史等十多个领域。

如果仅仅是闭门读书皓首穷经,那肯定撑不起“文化发祥地”、“文化源流”这样的名头,也不可能出现像黎庶昌这样的人。沙滩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不仅要读书,还要济世,而且对“济世”这两个字做了最正确的解读:用平生所学,助身边人、做日常事,成尺寸功。

所以,沙滩文化每一代都不仅有读书人,还有教人读书的人;有写书人,还有藏书人,而写书、藏书,都是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书。

所以,这几百年间,沙滩文化的传承人们,好像每一个人都很忙碌,都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有人开馆教育子弟、有人建藏书楼、有人编纂了备受赞誉的遵义府志、有人专攻诗文、有人专研古籍、当然也有人像黎庶昌这样成为一代鸿儒,声名远播。

反正纵观整个沙滩文化,和纵观黎庶昌的生平事迹,是几乎同样的感受。黎庶昌一辈子做了很多对他人、对国家有好处的事,沙滩文化则是很多人尽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方式,做了很多对他人、对世界有好处的事。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中光明正向的那一面,在沙滩文化中得到了精准而集中的体现。

正如他们的家训所言:“在家不可一日不以礼法率子弟,在国不可一日不以忠贞告同僚,在乡不可一日不以正直表愚俗,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勤三字。”

这是沙滩文化的精髓,是黎、郑、莫三家的家学,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所在——读书是为了明理,明理是为了好好做人,好好做人是为了能够对这个社会有所助益。

人之一生,不过数十个四季轮回,等有一天蓦然回首,发现自己这辈子确实真正做了点什么,哪怕做的那点事,仅仅是凝聚成了今天沙滩文化展馆中,挂在墙上、摆在玻璃柜里的一页书、一行字,简简单单记录着他为乡梓做出的那一点点贡献,也足以让后来人羡慕了。因为他们没有辜负寒窗下、冷砚前,从书中所学的那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