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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文化”之孔见
2017-02-15  来源:微新蒲  作者:范同寿  文学作品

 

    这些年,贵州文化界关于沙滩文化炒得很热,然而,冷静下来思考之后,总觉得心里有某种欠缺,于是写下如下一段文字,以供有识之士参考。

    抗战时期,内迁的浙江大学教授张其昀主编了一部《遵义新志》。其志虽只有17万余字,却从地质、气候、地形、相对地势、土壤、土地利用、产业与资源、聚落、区域地理、历史地理等十个方面,对遵义的地理历史面貌作了全面而准确的描述。

    志中专门论及了沙滩,郑莫黎三家,互为婚姻,衡宇相望,流风余韵,沾溉百年。并评价称沙滩不特为播东名胜,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文化区。在这之前,涉及遵义的历史文献,还从来没有对沙滩的文化兴旺现象做过这样的概括。

    可是《遵义新志》并没有提出沙滩文化这一概念。

    位于遵义市东40余公里处的沙滩遐迩闻名,但这个小山村其所以享誉省内外,并非江水蜿蜒、绿竹屏绕、松柏丛立的秀丽景色,正是缘于上述清代百余年的文化繁荣。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一个叫黎朝邦的人,从四川广安迁来沙滩居住。黎朝邦有三子,长子黎怀仁、次子怀义、三子怀智。三个儿子都读过书,但仕途都不发达。进入清朝,黎氏一家人谨守祖训,以耕读为业,不参加科举考试。直到清乾隆年间,黎怀仁的四世孙黎安理考中举人,以后又出任山东长山县知县,黎家的门第才一下子辉煌起来。

    黎安理有两个儿子,长子黎恂(字雪楼)青出于蓝,比乃父更有出息,29岁中进士,出任浙江桐乡县知县。黎恂在浙江为官7年,获益非浅。道光元年(1821年)返乡时,带了数十箧图书回家。

    回乡后的黎恂不愿再混迹官场,读书之余,在禹门寺开馆授徒,族人与乡邻子弟纷纷前来听课,后来被誉为西南巨儒的郑珍与莫友芝等都曾在该馆求教。黎恂之后,又有来自绥阳的杨实田在这个黎氏家塾执教,培养了包括黎庶昌在内的一大批黎氏子弟。沙滩地区浓烈文化氛围的形成,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继黎安理、黎恂之后,沙滩出了一批学有所长,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文化名人。其中包括黎氏家族的黎恺、黎兆勋、黎庶昌、黎汝谦,黎恂的外侄郑珍,郑珍之子郑知同、女儿郑淑昭,随父到遵义赴任的莫友芝、莫庭芝、莫瑶芝等。一大批文人学士的涌现,使沙滩呈现群星灿烂之势。这些人,如黎恂者避官设馆授徒,启迪后学;如郑珍者治经析理,经术所不能尽者,发为诗古文辞以昌大之;如莫友芝者一生未入公门,游历交友,学术艺术皆有成就;如黎庶昌者勤政体民,廉洁励学,将西方国家情况介绍到国内,以推进中国之进步。   

    沙滩文化人的活动及他们的学术成就,在清代就已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民国以后,研究郑莫的人更多,其中不乏名家与大师级人物。如梁启超谈到郑珍的诗时曾说:时流咸称子尹诗能自辟门户,有清作者举莫及。以余观之,吾乡黎二樵之俦匹耳,立格选辞有独到处,惜意境狭。郁达夫对郑、莫二人也备加称道,认为遵义郑子尹与独山莫友芝齐名,咸丰中人目为黔中二杰,殁于同治三年。治许、郑学,精三礼,故为文有根底,诗近苏、黄,而不规规肖仿古人。钱钟书则夸赞郑珍的《出沾益出宣威入东川》一诗写实尽俗,别饶姿致,余读之于心有戚戚焉。

    进入当代,学者们在赞赏这批黔北学术泰斗的同时,开始对沙滩文化现象的出现展开理性思索,提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问题。其中包括:沙滩文化现象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何以在长达七八十年的时间里,沙滩文化人会有哪么多文化活动和学术成就?应该怎样给以沙滩为中心的这种文化现象定位?等等。

    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并没有人提出沙滩文化这样一个概念。

    1992年出版的新编《遵义县志》在文化艺术章中,设置了沙滩文化专节,但却没有给沙滩文化下一个具体定义,只说黎氏朝邦迁此定居,以耕读为本,勤耕苦读,诗礼传家,泽及亲友,造就数代文化名人道光时有郑珍、莫友芝,世称郑莫从道光至光绪,前后一百年间,县内形成以郑、莫、黎为代表的庞大文人队伍,或为宦,或为文,都各有成就

    1998年出版的3卷本《遵义市志》在文化艺术篇中亦设置沙滩文化专章,对郑、莫、黎三姓几代人的文化成就作了具体统计。但该志虽称:对沙滩文化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中期……20世纪末期,先后有50余人发表论文、专章、专节或专著近100篇(章、册)。却没有列举出一篇阐释什么是沙滩文化的论文,仅列举80年代内部印刷的《沙滩文化志》一书。

 

    近年来关于沙滩文化的论述的确不少。但几乎没有一篇文章从文化学的角度确切地说明究竟什么是沙滩文化?沙滩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有哪些基本特征和连续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化,应该怎样给这种文化定位?

    有鉴于此,我们有其过急地提出沙滩文化这一概念,不如先将那一百多年的文化繁荣视为贵州历史上一种值得认真关注的现象,深入对其展开研究。

    2006年出版的《沙滩文化志》,对沙滩文化现象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详尽介绍了沙滩文化人的学术成就。该书认为清代沙滩文化人的精神风貌与品格情操,对后世影响尤深。如学术研究上刻苦自励、昂扬奋发的精神,文艺创作上刻意求工、抒发真实感情和勇于揭露黑暗现实的毅力与气慨,对黔中后来的作家与艺术家都有无形的启导作用,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力量这样的分析和评价,是比较恰如其分和经得住推敲的。

    沙滩文化现象的出现,为贵州19世纪的历史增添了许多光辉。问题在于,目前我们对沙滩文化现象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还需要加大研究力度,进一步将研究引向深入。不过,在沙滩文化没有获得确切定义以前,不妨先用沙滩现象沙滩文化现象来代替眼下被广为提及的沙滩文化。如是,才能使我们对沙滩地区那一段辉煌历史的研究和宣传落在实处,获得更广泛认同。

 

    作者:范同寿
    贵州贵阳人,历史学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曾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出版有《贵州简史》《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史》《贵州历史笔记》《独步酒林》等著作10余部,发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与制约因素》《清代前期治黔述论》《试论滇西抗战》等文章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