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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写沙滩:杜卫东《目光》
2017-05-22  来源:微新蒲  作者:  文学作品

    作者;杜卫东,1953年生于北京。现任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总编辑、《人民文学》杂志社副社长、《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至今已在全国各种报刊发表散文、杂文、诗歌、报告文学、小说、文艺评论和剧作近600万字,结集30余部。近年有《杜卫东自选集》4卷及为第一作者的长篇小说《江河水》分别由作家出版社和东方出版社出版。有多篇散文被收入苏教版、人教版的中学语文课本和辅导教材。有多篇作品和词条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中国新文学大系微型小说卷》和《中国杂文鉴赏辞典》等各种权威选本。曾获各种奖项十余次。散文集《岁月深处》被翻译成英文在全球发行。近日,作者的长篇小说《吐火女神》和散文随笔集《有一种悔恨叫永远》将由《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在全国新华书店和各大网站销售。


   

杜卫东

 

    我们去凭吊一位先贤。

    时值残冬,面包车驶入遵义近郊的沙滩村,眼前仍为之一亮:一亩亩池塘碧水盈盈;一洼洼菜田绿色正浓。远方,山色如黛,檞树成荫;近处,野菊未凋,桂树飘香。山坡上,一幢幢白墙红格的双层农舍错落有致、形状各异;碧波粼粼的乐安江绕村而过,如一条绿色飘带,把这一方水土勾勒得钟灵毓秀。遵义的朋友说,现在不是最美的时候,如果夏天来,才真是“人间仙境”呢。我听了暗自感叹:如此山水,必有大贤。人杰地灵,此之谓也!

    朋友,你猜对了,此行,我们是来拜访黎庶昌。

    车在路旁停下。庭院两进,门楼一座;前带清流,后枕山峦。正房屋檐下有一黑漆竖匾,“钦使第”三个字灵动飘逸,像三只穿越了百年风雨的火凤凰,为这座古旧的宅邸衔来了几片沧桑。庭院中有水池,金鲤摇尾;宅檐下长杂花,叠红吐绿。

    这里,就是一代先贤的人生起点,也是这位贵州好汉的人生归宿。

 

1


 

    秋风已至,落叶渐稠。京城一间民宅里,一位身着青布长衫的后生推开面前的窗户。已近午时,蓝天高远、白云惨淡,院中槐树上有几只夏蝉,正低一声、高一声嘶鸣,似乎是叹息生命的短促。后生凝望片刻,头一甩,脑后的长辫画出一道弧线,啪一声缠在脖子上。他已踌躇多日,终于下决心回到案前,咬住嘴唇,饱蘸浓墨,在案头的宣纸上写下了第一句话:臣愚伏读七月二十八日星变诏书……而后,眉头微蹙、奋笔疾书,洋洋七千余言一挥而就。

    他就是黎庶昌,时年26岁。两次乡试不中,一贫如洗,滞留京师已走投无路。

    这是186210月的一天。太平天国正与清廷激战,英法联军不久前攻陷了北京。近来又天呈异象:正月太阳三晕,二月流星南奔;春夏之交,阴云遮日,旱蝗四起。西北有洪水暴发,东南现台风肆虐,七月间更有陨石雨和彗星划破苍茫天际。刚刚通过“辛酉政变”掌控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慈禧,认为这是“危亡倾覆”的征兆,为消灾弥变,以皇帝名义“下诏求言”:申谕中外大小臣工,务各齐心悉虑,于朝廷政治得失大且要者,谠言无隐。

    在黎庶昌这封被后人与贾谊的《上疏陈政事》、诸葛亮的《隆中对》和范仲淹的《上宰相书》相提并论的《上皇帝书》中,自号黔男子的一介山野书生,以心雄万夫的气概,要“为一代除积弊,为万世开太平,为国家固根本,为生人振气节,上以回天变,下以尽人事”。笔锋所至,直指清廷种种弊端,陈述兴利除弊的方略大计。行文犀利,雄视千古。

    黔地,古有“鬼州”之谓。飞鸟不通、荒蛮贫瘠,在世人眼中乃瘴气弥漫,非人所居之城,故李白曾放逐夜郎,刘禹锡被谪贬播州。这样的闭塞之地,为何走出了一个才高七步、腹隐珠玑,敢蔑视天颜、顾盼自雄的黎庶昌?

 

    此时,我就伫立在黎庶昌沙滩故居的老屋中。

    青砖铺地,横木成梁;一张圆桌,两把座椅;靠墙有六尺卧榻,四周挂着白纱帷幔。黎庶昌别妻辞子,束衣整冠,就是跨出这间房子,一路翻山越岭,走州过府,千里迢迢赴京城应考。满腹才华、一腔抱负,却不被认可。犹龙困浅滩、虎落平阳,我能想象他当时的愤懑与无奈。生他养他的沙滩村,乃黔北一朵文化奇葩。方圆不过数里,渔樵耕读、学风鼎盛,自清乾隆年至清末已延绵百余年。其间,出了几十位名人贤士,著书上百种,内容涉及经史、 诗文、音韵、地理、训诂、科技、金石、书画等诸多领域。代表人物之一的郑珍有“西南大儒”之称,曾国藩仰其名几欲相见,都被淡泊名利的郑珍婉言相拒。郑珍是黎庶昌的表兄,曾教授过这位志向宏大,才学卓然的表弟。黎庶昌自幼读古人之书,即思慕古人之为。十七八岁时便立下志向:“以瑰伟奇特之行,震襮乎一世。”他留心时政,探寻强国富民之道,对种种时弊洞察入微。两次乡试落第,更使他对八股文取士的陈规不屑一顾,直言批评皇帝:“乐于求才而疏于识才,急于用才而略于培才。”

 

    黎庶昌上书清廷,认为吏治腐败、人心敝坏,光是“危道”就列出十二种。消息传到沙滩,连郑珍都吓了一跳,言其惹下杀身大祸。出人意料的是,清廷并未加罪于黎庶昌,反而恩赏了他一个“候补知县”,差遣到曾国藩江南大营听候调用。是清廷确有剜病除脓、改革图强的勇气吗?事实是,黎庶昌上书所列种种弊端,凡涉及权贵利益和更改旧章,均因“事多窒碍之处”存而不问,只是对诸如“荐举贤才”一类的建议,谕令有关衙门“遵照办理”。窃以为,黎庶昌因祸得福获得清廷破格提拔,一下子由贡生官至“正处”,虽是非正式领导职务,但毕竟有了晋升仕途的平台,盖因其时局——咸丰皇帝驾崩,他钦定的顾命八大臣被捕入狱,其中两位亲王还掉了脑袋,朝野上下无不噤若寒蝉,皇帝下诏求言,一个多月竟无一人应答。本来清廷此举是为排遣内心纠结作的一次自我按摩,如果尴尬收场,心何以安?

    黎庶昌的上书不啻帮清廷找到了一个台阶。该贡生言辞激烈、话锋犀利,“朕”还降旨恩用,岂不更显“皇恩浩荡”?其实,黎庶昌后来投身江南大营只委了一个“稽查保甲”的小差事,若不是一个偶然机遇,他以小吏之身终老南山也未可知。有一日,曾国藩早起查看诸营,夜色未退,只远处一点星火露帷。他循星火挑帷而入,见一年轻人正习文练字,环顾案头收藏不俗,一番攀谈有感其才,遂把这个叫黎庶昌的年轻人调到身边,进了秘书班子。这之后,未见黎庶昌在军事上有过什么建树,但曾国潘为桐城派晚期领袖,其诗文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他身边又聚集着一群富有真才实学的文人骚客,黎庶昌与他们诗文唱和,文学上倒是日有精进。

    清以小说名世,诗词成就并不为世人称道,但非乏善可陈。今人有“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一说,推尊郑珍为清代诗国第一人。甚至有论者认为,历代诗人中,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与之比肩者。黎庶昌自幼受郑珍指点,其诗词奇绝恣意,应有资格分沾这一盛誉。至于散文,他年轻时熟读司马迁与班固,尊尚儒术,兼收诸子百家。入仕后又师承曾国藩,其文简练缜密、风格奇伟、意境开阔、雄恣华瞻,确是一代文章高手。后来黄遵宪与他作竟日谈时,说他是“一世倜傥之才,抗时希世,海内外驰名”,绝非虚与委蛇。

    黎庶昌仕途蹇滞,一度想彻底投笔从戎,为此他曾写信向已调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求教,并希望他推荐自己到李鸿章的淮军,在镇压陕西的回民起义中建立军功。曾国藩回信认为不妥,理由是,太平天国剿灭,中原初定,建立军功已殊为不易。况且,“李相西征,部下尚多,必不能舍其屡立战功之旧人,更用未习军旅之文士。阁下杖策相从”,充其量混个助理、秘书罢了,何必呢!曾国藩让他稍等数月,说正在为他活动差事。清朝晚期,候补干部多如牛毛,想得一实职殊为不易。

    黎庶昌对曾国藩是敬重的。他以“曾门弟子”为荣,在曾国藩死后对其一生梳理总结,撰成《曾国藩年谱》十二卷,后又为其作了一篇长达万字的传记文章。曾国藩位高权重,但礼贤下士,对黎庶昌有提携奖掖之恩。他曾明奏密奏清廷几次,希望为黎庶昌谋一实职,并在黎庶昌落魄时多方为其奔走。不过,这一瓢冷水浇得正逢其时。如果黎庶昌随李鸿章部去“剿匪”,手上就会沾染起义农民的鲜血,笔下则少了意蕴丰沛的华章。这当然并非曾国藩初衷,历史在这里愣了一下神儿。于是,清廷失去一条镇压农民起义的鹰犬,中国近代史多了一位引火种于华夏的先贤。

 

2

 

    站在黎庶昌的老屋前,眺望微波荡漾的洛安江,我的眼前曾出现一幅幻境:江水千回百转、一波三折,终于奔流入海。湛蓝的大海欢迎她远道而来,绽放开一簇簇晶莹的浪花。无垠的海面上,一艘轮船正准备启航,从洛安江走出来的黎庶昌站在船首,迎风而立。

 

    洛安江是乌江的支流。它动静交织,流经处,有两岸峭壁林立、水势湍急的险滩;也有水面滞缓宽阔、鱼翔浅底的平湖。我在想,黎庶昌的人生多像他的母亲河,如同一曲扣人心弦的古筝,有激越的抒情也有无奈的低吟。18761017日,当他随公使郭嵩焘出任大清国驻英参赞,登上英轮“塔拉万阔”号从上海吴淞口起锚出海时,可曾想到,这一天注定要被写进中国的近代史,而他的荣辱进退也将构成祖国母亲脸上的细微表情?

    记述这次行程的散文《奉旨伦敦记》,就安放在黎庶昌故居的展柜中。隔着玻璃,那斑驳的字迹依稀可辨,沿途的见闻亦在字里行间呈现。历时50余天,航程31000里,这不仅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跋涉,更是一次观念和思想的跨越。

    可以想见黎庶昌当年的情景——多少次日出,多少个月落,他站在甲板上,手扶船栏,极目远眺,但见烟波浩渺、水天一色,雾锁山头山锁雾,天连水尾水连天。低头,海浪击打船舷,有如碎玉乱溅;抬首,一行海鸥正掠过天际,引发了他内心一腔豪情。说来令人惊诧,当时的封建士大夫固守“华夷之辨”,以“天朝上国”自居,即便是娘肚里的双胞胎,西人也是“其足向天,其头向地”,咱们“则自生民以来,男女项背端坐腹中,是知华夷之辩,即有先天人禽之分”。故光绪二年,清廷开始向外派遣使节,凡出使外邦者皆为人不屑。郭嵩焘奉旨首任英国公使,竟被乡党耻笑和辱骂,他原拟檄调的参赞也有人囿于偏见托词不就。黎庶昌则不然,他卓然而立,清廉自守,在颓靡的晚清官场仕途不顺;更重要的是,他受林则徐、魏源影响,企盼能有机会走出国门学来富民强国之道。尽管行前娇妾爱子百般不舍,他还是毅然奉调,成了贵州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一旦踏上西方诸国,开明的黎庶昌还是有些“蒙圈儿”。

    出使西欧五年,他历任英、法、德和西班牙四国参赞。在《曾侯两次呈递法国国书情形》一文中,他曾这样描述递交国书的过程:宫门外陈兵一队,奏乐迎宾。至门前下车后,他以参赞身份手捧国书,紧随公使曾纪泽身后,“以次鱼贯入其便殿,三鞠躬而前”,法国总统则“向门立待,亦免冠鞠躬”。双方互致诵答后,鞠个躬就齐活了。

 

    黎庶昌觉得很新鲜。不妨对比一下他日后回国被召见的情景——半夜两点半来到军机房候着,早上八点半才应招进殿。“太后御座上遮一黄纱幔,制如屏风,皇帝则坐于幔前”。黎庶昌进门即跪,高呼“跪请圣安”;复摘冠于地,再呼:“叩谢天恩!”随即一个头要在地上磕出响儿来。其后,所有的回话都要跪在地上。慈禧先和他扯了几句闲篇儿,突然问:“见他们的国君是怎么样?”黎庶昌据实而奏:“见面不过是点点头,仪文甚简。”这位中年妇女产生了好奇心:“是站立么?”“是。”老佛爷很是自得:“他们也还恭顺。”听话音儿,仿佛鸦片战争一败再败后,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不是腐朽的清廷,倒是以两万余众便长驱直入北京,令慈禧仓皇出逃的西方列强。而一个外表显赫,实则已腐朽到只能靠可悲的精神胜利法来支撑的王朝,焉有不倾倒塌陷之理?

    出使西方递交国书,只是履行一般的外交程序。作为参赞,黎庶昌还被邀参观了法国议院开会的场面,这让素有师夷之长以自强的黎庶昌眼界大开。在一个可容纳200人左右的会议厅里,议长居中而坐,手边放着一个铃铛,与会者可自由发言,议长“不欲其议”,摇铃铛制止也没人理会。有一个绅士,“君党也,发一议,令众举手以观从违,举右手者不过10人,余皆民党”,或嘲讽讥笑,或拍手起哄。法国总统马克蒙因为在议院中得不到多数支持,只好下台。“朝定议,夕已退位矣。”巴黎的老百姓生活如常,好像不曾听说一样。而且开会时,“人声嘈杂,几欲交斗”,如此“家丑”不但不刻意遮掩,还令外国使节当场观看。

    黎庶昌没有嘲笑“蛮夷之地”的不臣之举,反省清廷决策施政过程,认为这才是民政之效也。感叹中国乃君主专制之国,皇帝独揽大权,既不让朝臣分担责任,也不把权力放置于类似西方议院那样的机构予以制衡,怎么能保证决策的正确与科学?

    黎庶昌参观了军工厂、印刷厂、纺织厂、造船厂、瓷器厂,看到了火车、轮船、电器和各种机器生产确是强国富民之要术,见证了顶层政治设计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仅举一例,中国以农业立国,却连一座专门的农务学堂都没有,还停留在牛耕人拉、靠天吃饭的水准。而在西班牙的一所普通农业技校里,他看到了配有各种精密仪器的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植物标本陈列馆、教具陈列馆以及各种先进的农业机械。他与社会广泛接触,认真体察各种民俗,感到西洋民众的文化艺术修养确实高于国人,他们观看戏剧、参观画展、举办舞会,被封建卫道士斥为桑间濮上的所谓“淫靡”之风,较之大清国的“男女授受不亲”,亦不过是社会风气开化的表现罢了。资本家“嗜利无厌,发若鸷鸟猛兽”,但有钱后却能捐资办学,赞助慈善。由于法制相对完善,为官者较之清廷也廉洁得多。耶稣蒙难日那一天,西班牙王室举办纪念活动,国王和王后竟亲自给平民洗脚。在大清王朝,有这想法就触犯天条,说出来那还得了?纯属作死!

    黎庶昌变法的思想愈加清晰。中国地广人稠,但如果妄自尊大,一味墨守成规、不思变革,必为世界潮流所淘汰,他将这些见闻详尽记录了下来。按说,黎庶昌游览西方诸国,事事皆动于心,文章应该声情并茂、色彩斑斓。可是,在他这些文章的结集《西洋杂志》中,却没有文接千载的议论和思飘万里的描绘,都是纯客观记述,用现在的话说,属于零度叙事。这其实是有原因的,当年应召上书,就因为黎庶昌出语无忌、直抒胸臆,受到了朝中保守势力弹劾,如果不是特定的历史背景,被“递解还乡”甚至杀头也未可知。郭嵩焘是曾国藩的儿女亲家,作为首任中国驻外使节,他对西方文明推崇备至,每每谈及,欣赏羡慕之情溢于言表,结果被朝中保守势力抓住了小辫儿,斥之为“汉奸”。堂堂二品大员被一撸到底,成了一介平民,死后还险被开棺鞭尸。不过,倘据此认为黎庶昌是因为官场颓风熏染而变得圆滑了,则不然。入仕后,他清廉自守,以学问立身,如求自保,他可以尸位素餐,一言不发。作为一个窃火者,黎庶昌其实是想尽量不被保守势力纠缠,多运些薪火于暗夜沉沉的晚清,让更多的国人感受到民主与科学的沾溉。

    雄鹰收翮栖息于枝头,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更远的飞翔。